对陈诚而言，失去宜昌是心中一根难以拔除的刺。尽管说，宜昌的失守并不完全是他的责任，主要责任应归咎于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。要不是李宗仁中了日军的诡计，将江防军的第75军和94军调离，江防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日军突破，宜昌也不至于失守。然而，宜昌的防守失败，最终还是归结到了18军的失利上。既然李宗仁不愿承担责任，蒋中正也不肯负责，何应钦更是煽风点火，作为蒋中正的亲信，陈诚只能背负起这一责任。虽然最后板子打在陈诚身上，实际的痛苦却是在江防军总司令郭忏身上。郭忏不仅被免职，还被囚禁在监狱里，享受的待遇却是从中将降至少尉。后来，蒋中正觉得这种处罚过于严苛，特别批准郭忏在监狱中享受少校待遇。尽管如此，郭忏虽然经历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，但也因此在“土木系”中稳固了自己作为第三人的地位。不得不说，这次事件对他来说并不算全然亏损。只是陈诚心头的那根刺依然未曾消除，始终觉得不舒服。
机会出现在1941年9月。9月18日，第2次长沙会战正式拉开帷幕。薛岳是个典型的人物，一旦打胜了仗就开始得意忘形，而一得意就容易败北。比如在湘北会战中，第9战区成功打败了冈村宁次，薛岳因此被“扶正”为正式司令长官，气头上因此十分得意。然而，当一些驻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小部队报告日军即将大举进攻时，薛岳却未予重视，认为这些下级军官是在小题大做。因为正值湖南晚稻即将收割的季节，日军大概率是来抢粮的。正是由于对情报工作的忽视，第2次长沙会战一开始，第9战区便损失惨重。
展开剩余79%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第6战区的情报工作表现得比第9战区还要差，直到驻守宜昌的13师团早渊支队出现，陈诚才终于意识到，宜昌的兵力已经空虚。失守宜昌后，日军的部署相当清晰：13师团担任宜昌及当阳以西的防守任务；第39师团负责守卫当阳以东、襄河以西的区域；独混18旅团则专注于掩护运输线。然而，早在1941年8月下旬，阿南惟几计划对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时，发现兵力不足，便从宜昌的13师团抽调116联队，并加强炮兵和辎重兵等部队，组成早渊支队，派往湘北战场。原本驻守襄河以西的第4师团被调至湘北一线，而其防务则交由独混18旅团接手。这一调动导致宜昌周边的日军兵力减少了两万多人，而陈诚对此毫不知情。事实上，如果他能早点察觉宜昌兵力空虚，并迅速反应，宜昌的反击战也许就不会败得如此惨烈。
第2次长沙会战爆发后，日军的进攻如猛潮涌来。面对日军的强势，重庆方面决定采取行动，缓解第9战区的压力，计划派遣第3、第5和第6战区的部队支援。然而，这些战区的出动力量最初较小，仅第3战区在南昌进攻时出动了100军，其他部队主要进行小规模骚扰。可是，当第6战区发现问题时，他们意识到，第4师团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独混18旅团，且原本驻守在汉宜公路沿线的日军部队也换了标号。最终，这一系列的变化让第6战区认识到，宜昌的防线实际上已出现了大漏洞。
在这一关键时刻，蒋中正给陈诚下达了命令：“第6战区立即攻克宜昌。”然而，这个命令的问题在于，它的出发点并不明确。若是为了“围魏救赵”，通过攻击宜昌迫使日军撤回支援第9战区，那么进攻宜昌应采取较为谨慎的策略，而不是采取立即“拔点”的方式。按照常理，要吸引敌军支援，就不应该急于攻占宜昌，因为这样可能加速敌军的回援。这种战略上的不一致，是导致宜昌反击战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尽管如此，既然命令已经下达，战争仍然必须打下去。陈诚于是开始了精心的部署。他计划先孤立宜昌的守敌，然后阻止敌军增援。这个策略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问题在于陈诚的部署却显得有些不合逻辑。为了防止日军增援宜昌，陈诚调动了冯治安的第33集团军、第2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等多个部队，形成了一道庞大的防线，企图切断日军的增援路线。可是，这样的部署是否合理呢？陈诚是否考虑到部署的真正目的？究竟是为了阻止增援，还是为了“吸引”日军回来？最终，这一计划的执行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。
战局的复杂性超出了陈诚的预想。由于兵力分散和指挥上的问题，进攻宜昌的行动陷入了困境。虽然陈诚部署了大量兵力，但许多部队迟迟未能按时集结，导致攻击宜昌的计划被推迟，错失了最佳时机。到9月30日才发动进攻时，长沙早已陷落，外线的部队虽然切断了日军通往宜昌的交通线，但对于宜昌外线据点的进攻进展缓慢，进攻宜昌的主力部队迟迟未能发挥威力。
而让陈诚更加头痛的是，第2军的行动迟缓。作为陈诚的核心部队，第2军的装备相当精良，但它迟迟未能按时赶到战场。尽管蒋中正一再强调9月28日的集结时间，最终第2军却直到10月2日才到达。而在此期间，第8军已经清扫了宜昌外线的大部分敌军据点，迟来的第2军不仅没有打出应有的威力，反而让原本即将取得的胜利再度拖延。
在战局的急剧变化中，陈诚意识到，如果不加快攻击力度，战局可能会进一步失控。于是，他下令调动更多的部队，甚至从周喦的第26集团军和霍揆章的第20集团军抽调了更多的兵力。这样一来，参与进攻宜昌的部队一度增至14个师。然而，面对已经削弱的13师团，兵力上近乎十比一的悬殊对比，陈诚仍然未能迅速攻下宜昌。
直到此时，蒋中正已经无法坐视不理。他命令薛岳尽力拖住日军，防止它们迅速回援宜昌，进一步加剧了战局的混乱。原本为了“围魏救赵”而展开的进攻宜昌，结果却成了进攻宜昌本身的焦点。蒋中正的指令混乱不清，使得本应分清主次的两大战场——长沙和宜昌的战斗陷入了难以协调的状态，战局一度失控。
宜昌反击战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，并不在于将士们的英勇表现，而是蒋中正和陈诚等人战略的混乱。这场战役暴露了情报工作失灵、行动迟缓、部队指挥不力等多方面的问题。最终，陈诚未能通过进攻宜昌拔除心头的那根刺，而这场战役也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战略失误的典型例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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